寻找雷蒙德·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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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优秀读者

文/苗炜

　　大概10年前，我所在的杂志还没有现在这样忙碌，主编朱伟先生还有闲情给我们上古典音乐欣赏课。他拿来马勒的交响曲给我们听，适时地有两句讲解，那时候谈一篇稿子的好坏，也往往从庄子和莎士比亚说起。有一天下午，他问我最近在看什么小说，我说，看昆德拉。他皱眉头，怎么还在看昆德拉？那时候，米兰·昆德拉已经流行了很多年，朱伟先生对他评价不高——也就是个三流小说家吧。朱先生原来在《人民文学》当小说编辑，后来在《读书》杂志写专栏专门评点小说，我当然很相信他对小说的鉴赏力。那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给我上了一堂小说课，主要讲的就是卡佛的小说，他甚至把《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的故事复述给我听。后来，我找到了于晓丹翻译的那本卡佛小说集。据说，朱伟担当小说编辑时，郑重向于晓丹建议，要多翻译卡佛的小说。

　　2008年年初，我在选题会上说，现在互联网上活跃着一群翻译家，有字幕组，有翻译大学课程的项目，“有一个家伙在上海，专门翻译卡佛的小说”。那天会议上，我们确定做这样一个题目叫“互联网翻译家”。

　　我是在“3rdcolour”的博客上看到小二翻译的小说的。“3rdcolour”在兰州，他喜欢看卡佛的小说，但很难找到书，就建了个博客，叫“寻找雷蒙德·卡佛”。小二老早就开始翻译卡佛，也找到这个博客，他把自己翻译的作品给“3rdcolour”寄过去。很快，我就和小二敲定在上海见面。我们大概谈了有四个小时，然后呼朋唤友一起吃了顿晚饭。小二打篮球，喜欢合唱，是个高级管理人员加高级工程师，但自称是个焊电路的，这不是那种假装的谦卑，而是他打心眼里认为，挣钱做生意造福于别人服务于社会，这还不够，最好还要给“文明”做出一点儿贡献。

　　再后来，我采访陆建德老师，陆老师给我讲凯恩斯的一个小故事——1945 年，凯恩斯从《经济学杂志》主编一职卸任，顾问委员会为他举行宴会，他在致谢时来了个修辞上的反高潮。他要为皇家经济学会和经济学家干杯，并说在座诸位都是受托人（trustees of...），此时他略作停顿，大家以为他要说的是文明的受托人，不料他故意让众人失望：“为经济学家、为并非创造文明之受托人，而是创作文明之可能性的受托人诸位，干杯。” 真正受托创造文明的，是凯恩斯的那帮朋友——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的那帮艺术家和作家。

　　咱们这里的经济学家不会有这样的看法，咱们这里的作家也担当不起这个。即便是看小说的人，也多数自甘于边缘和异类了，你要是一不小心成了文化消费的“主流”，那你得多差劲啊。所以，偷偷看点儿一般人不知道的小说，就我而言，是特别有优越感的一个事儿。

　　那次，在上海，麻省理工学院的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先生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互联网上正兴起一种“参与文化”，推动这种文化形成的是“粉丝”，全世界的“粉丝”联合起来，共享信息；他还说，互联网可以兴起一种新型的“世界主义”，以往一个孩子要了解世界，就要到处去旅行，见识各地的文化，现在他可以通过互联网更加便捷地了解这个世界。嗯，这位先生说得多好啊。

　　2008年冬天，译林引进的卡佛小说集出版了，我问小二，怎么还不见他的译本有动静，他好像并不着急。自打上海的采访之后，我们没再见过，有什么事情都通过网络交流，比如豆瓣的“卡佛小组”。还是通过互联网，我看到一个读者对卡佛的评价——“卡佛如果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那么他必定也同样有这样属于他自己的不可复制的气质，这和他是不是一个LOSER，是不是一生穷困，是不是描述底层人民的生活没关系······你要是硬要我说属于卡佛的独一无二的气息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也不想说，反正书里的一切都是这个叫做雷蒙德·卡佛的家伙的，那只老孔雀，那只恶心的耳朵，那只面包圈，软座车厢，这些都是他的，这个穷鬼的，这些平常的卑微的不起眼的琐碎日子，就这样成了永恒，而他拥有这一切，永远拥有。”

　　这个帖子现在就贴在“寻找雷蒙德·卡佛”的网站上，我不知道这位老兄是谁，但他绝对是小说的“优秀读者”。在我看，“3rdcolour”、小二，包括区区在下，都算是卡佛的“优秀读者”，这个名词是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里提出来的。当然，从喜欢卡佛的小说到动笔翻译其所有的小说，小二俨然是个“翻译家”，我们不过是一帮乐于分享，懂得欣赏的“粉丝”，愿意把卡佛的东西炒得热一点儿，但是，面对卡佛，还有更多的一些了不起的作家，做一个“优秀读者”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译 后 记

小二

　　当短篇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于1981年4月出版时，美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正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取而代之的是各类试验性的后现代写作，小说流派多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如“超小说”、“非虚构小说”、“自省小说”和“寓言小说”等等。同时，短篇小说集的销售极为窘迫，即使是名家的短篇小说集，也只能卖出去几千本。卡佛的这本短篇小说集如同一针强心剂，为美国短篇小说写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对美国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复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小说集里篇幅不长的十七篇小说也使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卡佛成了一个备受瞩目的小说家，并为他赢得了“美国的契诃夫”这一称号。《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出版后，效仿者趋之若鹜，卡佛成了美国继海明威之后受到模仿最多的作家。那一时期美国文学杂志经常收到被编辑戏称为“卡佛式小说”的投稿。《时尚先生》（Esquire）曾开出一个现代人必读的书列（共75本），《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就名列其中。

　　这一文学现象也受到了另一个英语国家文学界的关注，英国著名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于1983年出版了一期美国小说特刊，主编布福德（Bill Buford）在引言中说道：“美国似乎出现了一种新型小说，这是一种怪异的和令人难以释怀的小说。它不仅与英国当下的小说不同，和通常的美国小说也大相径庭。”从外表上看这一类小说与现实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其叙事手法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有着显著的差异。评论家给这类小说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如“新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高度写实主义”、“照相现实主义”等等，而布福德则称它为“肮脏现实主义”（dirty realism）。两年后，《密西西比评论》（Mississippi Review）也推出了一期这类“新小说”的特刊。编辑赫辛格（Kim Herzinger）在题为《论新小说》的引言里表达了与布福德相似的看法：“我猜想出现了一类新的小说，证据是美国主要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些书的语调和结构以及它们受到媒体关注的程度。”赫辛格在引言里首次把“极简主义”(minimalism)这一通常用于音乐和视觉艺术的术语运用到了文学作品上。从此以后，这一新小说的领军人物卡佛就被一些评论家称作“极简主义之父”。卡佛在世时曾出版过四本重要的小说集，但提起卡佛的小说，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本小说集，它几乎成了卡佛小说的注册商标，被誉为“极简主义” 文学写作的“圣经”。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是因为卡佛在这部小说集里运用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写作手法，如评论家经常提及的不可靠叙事者、非确定性叙事以及省略和空缺手法等等。具体的表现是小说中常见的修饰性词汇、反映作者观点的阐述性文字不见了。小说句式和用词简单，叙事者往往远离事件主体，用有节制的语调叙事。小说经常由几个像是被照相机和录音机记录下来的生活片段组成，而这些片段之间的一些有机联系则被人为地省略了，使得小说的情节模糊，故事性不强并具有多义性。在小说结尾处，卡佛往往不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终结，而是用模糊的口气暗示一种即将到来，但很可能是更加糟糕的结果。说到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多数是体力劳动者，如餐馆女招待、锯木厂工人、修车工、推销员和汽车旅馆管理员等等。这些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愿望，做着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他们发现自己在为生存而挣扎，无法获得在常人看来并不远大的人生目标。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窘困和不如意，婚姻破裂，失业，酗酒，破产等等。卡佛特有的叙事手法使读者在通过阅读过程中产生某种困惑和不自在的感受，这种感受有助读者理解小说中人物的挣扎和无望。另外，短篇小说这一形式也有助于表现现代社会中的流动性和短暂性、人的边缘性以及现代人脆弱的自我意识。

　　卡佛在这部小说集里运用最多的技术手法是省略和空缺，其中包括对事件的起因、故事重要情节以及结局的省略和空缺。比如，在《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里，卡佛并没有交待“他”为什么要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当作旧货卖，但我相信读者在读完这篇小说后，能够找到正确答案（虽然不是个明确的答案）。在《取景框》里，卡佛没有交待“我”的具体状况，甚至连“我”的名字和性别也没有交待，但读者能够读出“我”这个中年男子目前妻离子散的状况。而在《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里，卡佛省略了对杰瑞杀人动机和杀人过程的具体描述，使得这一“突发”事件更具震撼性。在《洗澡》里，卡佛对读者很关心的躺在医院里的小孩的命运没作任何交待。而在《大众力学》这篇小小说里，故事在最紧张处戛然而止。结尾的最后一句（“这个问题，就以这种方式给解决了。”）看上去像是个结束，其实卡佛在这里根本没有交待婴孩的命运，但读者不难想象婴孩最可能的遭遇。这种结尾方式就是卡佛所谓的“开放式结尾”，在这本小说集里这样的结尾方式比比皆是，如《凉亭》、《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等小说的结尾。

　　卡佛避免在小说中阐述人物的思想和观点。在他平生最后一篇小说《差事》里，卡佛借助自己文学偶像契诃夫的口说出了自己的这一文学观点：“……不相信不能被五官所感受到的东西……由于缺乏政治，宗教和哲学上的观点……我只好把自己限制在描述我的英雄如何恋爱、结婚、生孩子、死亡以及他们之间怎样对话。”卡佛认为现实社会里的人的想法和行为大多是无意识的，在很多时候都自相矛盾。比如在《纸袋》里，结了婚的“我”一方面从内心里谴责父亲对婚姻的背叛，另一方面却不时被酒吧里的异性所吸引。同样，《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里的梅尔，一方面指责他妻子过去男友的暴力行为，一方面却从伤害前妻的暴力幻想中获得愉悦。而且，尽管梅尔在谈话中不断地谈到自己的理想，其实那只是一些随机和自相矛盾的念头。卡佛正是借此塑造了一个个真实的人物。

　　卡佛一直着迷于人们在沟通和表达上存在的缺陷。卡佛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不能明确地表达自己，在很多情况下，人物之间的沟通存在缺陷，对话经常是无头绪的，他们听不清或不愿意听对方的话。这部小说集里几乎每篇小说里的人物都在沟通和表达上力不从心，如《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和《家门口就有这么多水》中的夫妻。在《严肃的谈话》里，伯特一直在为和前妻沟通作努力，但他缺乏沟通的能力，所做所为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隔阂。在《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中，女孩在结尾处似乎对生活有了感悟，但她却无法用语言把它表述出来。在《还有一件事》的结尾处，卡佛把男主角L. D.的缺乏沟通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L. D. 把剃须袋夹在胳膊下面，拎起了箱子。

　　他说，“我只想再说一件事。”

　　但他想不起来是什么事了。

　　与其说卡佛改变了小说的写作方式，不如说他改变了读者的阅读方式。卡佛简约的写作手法给读者留下了很多想象空间。那些不完整的情节和似乎没有结局的故事迫使读者思考，更加关心那些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得出不同的结论。这种介入式的阅读对大脑极富刺激，增强了阅读过程中的愉悦。加拿大诗人作家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称卡佛小说里“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藏在字里行间，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你不想知道的东西……尽管如此，你想知道它们，没有什么能阻止你这样去做”。

　　我是在苏童《一生的文学珍藏》这本书里第一次读到卡佛的小说，苏童所选的是主万先生翻译的《马辔头》。阅读这篇小说的过程中，我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并被卡佛独特的叙事手法所折服。在阅读了卡佛所有的短篇小说后，我萌发了把卡佛这个著名短篇小说大师的作品忠实地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愿望，让大家体验到阅读卡佛小说过程中特有的微妙感受。卡佛的作品看似简单，但翻译起来有一定的挑战，主要是如何用中文准确地表达其独特语调。另外，卡佛喜欢在小说中运用俚语，其中的一些现在已不再流行，这也给翻译增加了一定难度。通过翻译卡佛的作品，我结识了一大批卡佛爱好者。我感谢豆瓣“卡佛小组”聚集的卡佛爱好者对我的期待、鼓励和支持。感谢译林出版社给予我翻译卡佛这部著名小说集的机会。最后，我感谢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她们对我因专注翻译而对她们的疏忽予以容忍，并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小二翻译的卡佛短篇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2010年1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