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雷蒙德·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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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梅尔．麦吉尼斯正说着什么。梅尔．麦吉尼斯是一位心脏病专家，有时这就给了他一种权力。

    我们四个人正坐在他的餐桌旁喝着杜松子酒。阳光透过水池后面的大窗户洒满整个厨房。我和梅尔以及他的第二个太太特雷莎一我们叫她特里，还有我妻子劳拉。那会儿我们住在阿尔伯克基。不过我们几个都是外地人。

    桌上放着一只冰桶。奎尔杜松子酒不停地消耗着，而我们不知不觉谈起了爱情。梅尔认为真正的爱情只能是精神恋爱。他说他进医校之前在神学院呆过五年。他说他仍然把在神学院的几年看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特里说，在梅尔之前和她住一块儿的那个男人非常爱她；以至于想杀了她。特里说，“有天晚上，他把我毒打了一顿。他抓着我的手腕，在起居室里把我连拖带拽地走了一圈。他嘴里不停地说，‘我爱你，我爱你，你这婊子。’然后继续把我拖来拖去。我的头不断磕碰到东西。”特里环顾了一下餐桌。“对这种爱你该怎么办?”

    她是个瘦削的女人，脸蛋漂亮，眼睛幽黑，褐色长发垂落在背上。她喜欢土耳其玉石项练，喜欢长坠型耳环。

    “天哪，别傻了。那不是爱，你心里明白。”梅尔说，“我不知道你管它叫什么，但我肯定你不会把它叫作爱的。”

    “随你怎么说吧，不过我知道这就是爱，”特里说，  “这在你听来可能是疯话，但真的如此。人和人不一样，梅尔。当然，他可能有时过于疯狂了。是啊，可他确实爱我。或许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但他是爱的。梅尔，是有爱的。别说没有。”

    梅尔呼出一口气。他端着酒杯转向劳拉和我。  “那人威胁说要杀我，”梅尔说。他喝光了杯里的酒，又去拿酒瓶。“特里是浪漫主义者。特里是从‘打是疼，骂是爱’那种学校里出来的。特里，心肝，别那么看我。”梅尔伸手到桌子那头，用手指碰了碰特里的脸颊。他对她笑了笑。

    “他现在想来和解了，”她说。

    “和解什么?”梅尔说，  “有什么可和解的?我心里什么都清楚。这就够了。”

    “我们怎么说起这个话题了?”特里说。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梅尔脑袋里总有爱情，”她说，“对不对，宝贝儿?”她微笑着，我想那是最后的一笑了。

    “我只是不想把埃德的行为叫作爱情罢了。我就是这个意思，亲爱的。”梅尔说，“你们俩呢?”梅尔冲我和劳拉说，  “你们认为那象爱情吗?”

    “问我可问错人了，”我说，  “我根本不了解那人。我只是偶尔听人提起过他的名字。我怎么会知道。你得知道详情才行。不过我想你刚才的意思是，爱情是绝对的。”

    梅尔说，“我所说的爱情正是这种。我所说的爱情是，你不会想要杀人。”

    劳拉说，“我不了解埃德，也不了解任何情况。不过谁又能判断别人的是与非呢?”

    我碰了碰劳拉的手背。她朝我笑了一下。我抓起劳拉的手。手很温暖，指甲修剪得光洁漂亮。我搂住了她的腰。

    特里说，“我不在的时候，他喝了老鼠药。”她的手抱住双臂。“他们把他送到圣菲的医院去了。我们过去住那儿，离这儿大约十英里。他们救了他的命。不过他的齿龈从此不牢靠了。我是说他们把它拔了下来。那以后，他的牙象狗牙一样凸在外面了。上帝啊，”特里说。她呆了一会儿，把胳膊放下来，端起酒杯。

    “一般人谁会这么做啊!”劳拉说。

    “现在他动不了了，”梅尔说，“他死了。

    梅尔把一茶碟宜母子递给我。我抓了几片，把汁挤进酒杯，又用手指搅了搅冰块。

    “情况更糟了，”特里说，“他朝嘴巴里开了一枪。但这件事他做得也不漂亮。可怜的埃德，”特里摇摇头。

    “可怜的埃德汉什么了不起的，”梅尔说，“他是个危险的人。”

    梅尔四十五岁了，个子很高，四肢瘦长，有一头柔软的鬈发，由于常打网球，他的脸和胳膊全是褐色的。他严肃的时候，他的举止，他的所有动作都极精确，极谨慎。

    “他确实爱我，梅尔。让我这么说吧，”特里说，“我就要求这一点。他爱我和你爱我的方式不一样。我不谈这个。但他确实爱我。允许我这么说，行吗?”

    “你说他‘这件事做得也不漂亮’，是什么意思?”我说。

    劳拉端着杯子向前倾了倾身子，把胳膊支在桌子上，用两只手握住杯子。她看看梅尔又看看特里，等待着，坦率的脸上露出迷惑的神情，似乎很惊异这种事情会在你的朋友身上发生。

    “他想自杀，怎么把事情弄糟了呢?”

    “我来告诉你怎么回事吧，”梅尔说，“他用的是那把20．2口径的手枪，就是他拿着吓唬我和特里的那把。噢，我不开玩笑，那人老是吓唬人。你们可以想象那些日子我们是怎么过的。就象难民。我甚至也买了一把枪。你信吗?象我这样的人?但我确实买了。为了自卫我买了一把，放在汽车杂物格里。有时候，我深夜必须离开公寓，  去医院，你们知道吗?我和特里那会儿还没结婚，我的前妻占着房子，孩子，狗和一切，我和特里就住这所公寓里。我刚才说了，有时候，深更半夜，我接到一个电话，凌晨两三点钟必须赶到医院去。屋外的停车空地一片漆黑，还没钻进汽车，我已经浑身冒冷汗了。我完全无法预料他会不会从灌木丛或从车后面冒出来，向我开枪。我的意思是，那人疯了，装颗炸弹什么的，也是可能的。他过去甭管是几点，都打电话叫我去照顾他，说他需要和医生谈谈，我一回电话给他，他就说，‘混蛋，你没几天活头了。’诸如此类。真可怕，我跟你们说。”

    “我觉得对不起他，”特里说。

    “听起来象场噩梦，”劳拉说，“他朝自己开枪以后到底怎么样了?”劳拉是一名法律秘书。我们是在工作上认识的。后来不知不觉地，我们就相爱了．她三十五岁，比我小三岁。除了相爱，我们还彼此欣赏，彼此陪伴。她是个随和的人。

    “后来怎么了?”劳拉说。

    梅尔说，“他在他屋里朝嘴里面开了一枪。有人听见枪声，就对经理讲了。他们用万能钥匙打开门屋，看见了现场，就叫来了救护车。我碰巧也在那儿，看着他们把他抬上车，他还活着，但失去了知觉。那人又活了三天。他的脑袋肿得有正常人的两个那么大。我从没见过这副模样，我希望我再也别见到。特里得知以后，要求到病房守在他身旁。我们为此打了一架。我认为她不该看见他那样子。我当时觉得她不该见他，现在我还这么认为。”

    “谁赢了?”劳拉说。

    “他死的时候，我在他历里，”特里说，“他再没醒过来。但我坐在他身边。他没有别人了。”

    “他是个危险的人，”梅尔说，  “如果你管它叫爱，那就随你便吧。”

    “那就是爱，”特里说，“当然，在大多数人眼里，它是不正常。但他情愿为它而死。他也确实为它死了。”

    “我肯定不会把这叫作爱的，”梅尔说，  “我是说，没入明白他干嘛要这么做。我见过很多自杀的事，我说不出谁会知道他们这么做是为什么。”

    梅尔把两只手放在脖后，斜着椅背。“我对那种爱不感兴趣，”他说，“如果那算爱的话，你这么说好了。”

    特里说，  “我们当时很害怕。梅尔甚至写了份遗嘱，还给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哥哥写了封信。他哥哥曾参加过绿色贝雷帽。梅尔告诉他，如果出了事该去找谁。”

    特里喝着杯中酒。她说，“不过梅尔刚才说得对——我们活得是象难民。我们担惊受怕。起码梅尔是这样，是不是，亲爱的?我有一次甚至给警察打了电话，但他们无能为力。他们说除非埃德真做了什么，否则他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这岂不可笑?”特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