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雷蒙德·卡佛

今年8月是美国当代短篇小说大师雷蒙.卡佛（Raymond　Carver）逝世10周年。他以标新立异的风格受到现代读者的青睐，许多人称他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家。他50岁时因肺癌去世，当时的《纽约时报》主编罗伯特.高特列波说：“美国刚刚失去了一位最不应该失去的作家。“但是，在今天纪念作家10周年忌辰时，美国文学评论家D．T．麦克斯却在《纽约时报杂志》上载文称：卡佛身边最亲近的朋友和家人似乎都在说，卡佛作品的成功更应归功于他们。早在20年前，《绅士》杂志的编辑高登.李斯特就悄悄地告诉朋友们，他对卡佛的有些小说作了大量的修改，因此，这些小说事实上成了他的作品，而不是卡佛的。卡佛对此事从未公开做出反应。 7年前，李斯特将他掌握的卡佛的手稿卖给了印第安纳大学的立利（Lilly）图书馆。当一名研究雷蒙.卡佛的专家在看完手稿后准备将他的结论公布于世时，卡佛的妻子、诗人苔丝.盖拉加用侵犯版权为由，阻止了作品的出版。麦克斯从友人那里得到这个消息后，便决定亲赴立利图书馆查阅档案。麦克斯从卡佛的早期手稿，如《Fat》和《Tell　the　Women　We’re　Going》看起。使他吃惊的是，手稿上到处都是李斯特的勾勾划划，有时甚至是大段删节或添加，几乎使原作面目全非，好象是在修改一名7岁孩童随意写成的故事。以卡佛1981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为例，13篇作品中，李斯特改写了10个故事的结尾，有的作品删改篇幅达70%之多。《A　Small，Good　Thing》的题目被改成《The　Bath》，故事情节也从赎罪感的基调变成绝望，而且经常带上李斯特偏爱的抽象派风格。麦克斯认为，李斯特的修改经常恰到好处，有时甚至令人拍案叫绝。但不管改得好还是坏，作品中留有李斯特的痕迹。卡佛出生在美国西北部农村。他的酒鬼父亲是锯木厂工人，母亲是女招待。他最早是通过函授课学会写作的。他生活贫困，30多岁时经常酗酒。他与第一任妻子、高中同学玛杨.波克的婚姻一波三折。但是，尽管他的生活充满艰辛，他一直保持着宽宏与坚毅的个性。到1980年，他已戒酒并和盖拉加结婚，与她一起度过了他的余生。他在给李斯特的信中写道：我比谁都清楚，生活总是在捉弄人，但我此刻处于最佳境地，我在享受生活。为了弄清什幺使卡佛的生活发生如此大的转变，麦克斯专门走访了今年64岁、退休后在纽约定居的李斯特。李斯特向麦克斯一吐心中的愤懑。 1967年，李斯特在《绅士》杂志找到了一份小说编辑的工作。卡佛当时正在街对面的一个办公室里编辑教育资料，用李斯特的话说，“他那时没有一点名气，我把他的小说拿给一些人去审阅，他们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他们的做法是，卡佛把几篇作品交给李斯特，由他修改编辑，然后还给卡佛重新打印。《Fat》就是卡佛第一批刊登在国家级杂志上的作品之一。这种经李斯特编辑的“新声音“很快引起评论家们的注意。1976年，卡佛的短篇小说集《Will　You　Please　Be　Quiet，Please？》出版后，小说家乔弗里.吴尔夫（Geoffrey　Wolff）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写文章，给予卡佛的作品以极高的评价，称它们剪裁精巧，故事起伏有致。这本小说集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的提名。 1978年卡佛获得了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会员资格，第二年，又成了赛拉克斯大学的英语教授。卡佛开始抵制李斯特的编辑。1980年他给李斯特写了一封5页的长信，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他周围的人要是知道由李斯特编辑的文本要比他的原著更好，他如何向他们去解释。他恳求李斯特不要再改他的作品。卡佛已不再需要李斯特。1982年12月出版的《Cathedral》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提名“普立策奖“和“国家图书评论奖“。他自豪地写信告诉李斯特，“这是直接从我的打字机上邮寄出去的。“ 卡佛的第二任妻子、诗人盖拉加被看做卡佛传奇中的女主角。她在1977年与卡佛相遇，当时卡佛正处于生活的转折点，盖拉加的到来，更使卡佛过起了有节制的生活。盖拉加对他说：“上帝把你交给我，让我好好照顾你。“她鼓励他按他自己的意愿出版传世之作《Where　I’m　Calling　From？》，使他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但离奇的是，她也声称她对卡佛作品有巨大影响。她详细地描述了她对卡佛最伟大的两部作品《Cathedral》和《Errand》的贡献。但与李斯特不同的是，她没有手稿为证。但是盖拉加在一系列未公开的采访中强调，是她给了卡佛《Cathedral》的原始构想，更准确地说，卡佛剽窃了她的构思。她说，她把写作的计划告诉了卡佛，卡佛抢先一步成文，但是其中有些关键的段落是她写的或帮助定稿的。卡佛第一任妻子玛杨.波克居然也声称自己在卡佛某些作品中的影响。其中有一个故事讲到丈夫和妻子在一件往事上发生争执，她向麦克斯指出了哪些部分是她的构思。对于文学上丈夫与妻子的合作，评论家们认为不足为奇，也称不上剽窃，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盖拉加自己也写了一本书，题为《两个纠缠不清的灵魂：论苔丝.盖拉加和雷蒙.卡佛的文学关系》。 卡佛的朋友们说：“编辑就应该把作品改得更好，不然谁要他们？一个聪明的作家采纳聪明的建议，有什幺好奇怪？“实际上许多作家和评论家认为卡佛的后期作品更出色，他们把这看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诗人唐纳德.荷尔读了卡佛未被修改的原作《A　Small，Good　Thing》后，征得卡佛的同意按原作原题发表在《犁头》杂志上，小说因此获得1983年“欧.亨利奖“。荷尔说：“我不知李斯特为什幺要那幺做，是出于下意识的嫉妒？“ 但俄克拉何马英语教授布莱恩.伊文森则认为，人们必须承认，有些作品就是卡佛和李斯特的合作成果。这就像音乐剧中的剧本和音乐是由不同艺朮家创作的。卡佛创造人物、场景和情节﹔但抽象派的基调，不管好坏，是李斯特定的。这种合作，在历史上也是常见现象。 1982年，卡佛本人在埃克伦大学回答一名学生提问时，对这种现象是这样看的：重要的是伟大的作品诞生了，是谁写的无关紧要。

(liang7735　　2001-7-25 )